从12岁就开始住校的我，并不擅长和父母谈心，比起相顾无言的尴尬时刻，少数的相处时间都在问与答之间度过。
我以为日子会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下去，直到高考的逼近让我发自本能地想找到自己最亲近的人依靠并排解压力，但高三课业紧张，我没有办法在转瞬即逝的短暂假期里回到相距几百公里的家。
压力逐渐堆积，在不经意间有了冒头的影子。
当初一意孤行的女孩，尝到了成绩下降的苦头。趁大家吃午饭的功夫，我才敢站在明晃晃的成绩单面前，习以为常地从下翻找自己的名字。
在这个名叫实验班的地方，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天赋。
还是老样子，我安慰自己。转头却看见挂在黑板旁边的高考倒计时，委屈和不甘瞬间涌上心头，酸涩充斥鼻腔，我使劲眨眼，憋回那可笑的眼泪。从书桌里掏出准备好的面包，突然没了食欲，拿起了一旁的试卷看了起来。
晚上，班主任却莫名叫我出去，我有些惊慌，在这个班里我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班主任大部分时间都在找优等生或顽劣生谈话，像我这样安静到透明的人，很少出现在谈话的选择中。
我在脑中飞快过着自己这些天做的事情，唯恐哪件事做错引来老师不悦。
我勾勾唇角，扯了个慌说有朋友帮我带饭，让他们放心。班主任让我自己来回信，我接过来，一边敲字一边忍住心里翻滚的汹涌。
母亲曾经不解，她问我为什么会感到压抑，明明一切都做的那样好。事实好像的确如此，小学初中成绩名列前茅，考上省重点的高中，未来似乎一切坦途。
但我不喜欢她总是一副轻松的样子。
她不知道的是，我所有的成绩都是靠努力得到的，当我站在这个满是努力的地方，我的优势荡然无存，而我已经被曾经的优秀惯坏，无法接受这样的落差。
浑身的骄傲不允许我去向父母倾诉自己的难过。
高考前最后一个小假，半天的调整时间，父母却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只是为了和我见上一面。
看着几乎半年没见过的父母，所有的情绪只化成了一个拥抱。
我们并排坐在湖边的亭子里，像小时候郊游那样，没有聊学习，没有谈未来，我们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风吹过芦苇的声音，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安宁。
临走时，我没头没脑地问了句：“如果我高考没考好，会怎样？”
妈妈顿了顿，说道：“我会做一顿你爱吃的菜等你回家。”
没有轰轰烈烈的剖白，没有大张旗鼓的鼓励，我带着那盒在夜深人静时做出来的饺子和满腔的从容，再次回到我的战场。
他们总是安静的，像一棵站在风里的白松，试图用最朴实的方法托举起一个希望。
但当我以为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时，他们却又无声地用爱催促我上路。
世界上有一个有趣的悖论，那就是当我能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的时候，我就能改变了。
我抄下自己的成绩，第一次坦然在人群里寻找自己的成绩，好像这一切都变得没有那样压抑。父母的爱与支持是我失误的底气。
我不再失眠，使得我上课变得更加有精力，晦涩难懂的公式开始自如，一切都像好的方向发展，而这一切的原因，只是那短暂的湖边一行，很多事都有一个结扣，我们徘徊在一旁，看着杂乱一团的东西，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当我们解开第一个结扣时，就像推翻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一般，一切都顺理成章起来。
考前的动员大会上，当老师要我们闭眼想象自己的梦想时，我的脑中呈现的却是父母的点点滴滴，大雪纷飞的深夜送来的胃药，网课期间六点准备好的早餐，冰箱里永远充足的零食和水果还有刻意放轻的重重脚步……这些安静的支持，在黑暗里被格外放大，清晰可见。
我们都太有限了，只能尽力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然后接受它的任何后果。
在装饺子的保温盒旁边放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根挂着木牌的红绳，我把它待在手上，好像他们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样。
我曾自傲地认为，我是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到了现在，但如今，我摩挲着那块木牌，从未这样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背后有他们在支撑着我。
我走进高考的考场，门口有很多加油助威的家长，我深知他们不在其中，工作的繁忙让他们无法抛下一切来到这里。奇怪的是，我却并不沮丧，迎着格外明媚的太阳，十八岁的我给了自己一个最后的交代。
伴随最后一刻的铃声，我走出考场，听着身旁同学放肆的大笑和淋漓的解放，我也笑了，我看见站在外面的父母，捧着一束花，那是迟来的仪式感，也是我曾经在梦里辗转反侧害怕失去的在乎和骄傲。
我曾经说尽谎言试图掩盖自己的无措和窘境，没有坦白一切的勇气。
很幸运，他们没有站在我的对面，而是坐在我的身边；没有质问和争吵，只是在一起看了很久的湖湾。
他们打开困住我的枷锁，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勇气，泯灭所有的顾虑，留下来的只剩从容。
我以为我爱他们，所以才害怕高开低走的人生让其失望，他们爱我，所以不求一切地斩断困顿我的枷锁。
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你只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一直是在我身后的屏障和保护。
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的父母或许没有想过那么多，但他们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你尽管去，我们等你回家。
有时候，一个心理的转变真的可以改变故事的结局走向。
故事的结局很好，我实现了成绩的最后跨越。
这一次，我终于不用再用无谓的谎话掩盖自己，这一次，他们与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