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中部的一个小山村，十来户人家环山而居，形成一个“V”字。在“V”字右边的尖上，是王梅的家，顺着这条路到“V”字的底下，是她姥姥的家。姥姥做好午饭会到路口朝着她家喊：“饭好啦!”
王梅是“95后”。分家时，爷爷给了她家一间土房、一袋麦子、一袋绿豆，锅碗瓢盆什么都没有。父亲把麦子和绿豆卖了，买回了锅碗瓢盆。2016年，村镇实施精准扶贫，王梅家的土房变成了新房。
她和弟弟妹妹都很争气，考上了二本院校，办了助学贷款。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父母承包了一百多亩地，靠天吃饭，收成最好的一年收入2万元，遇上病虫害，勉强收回成本。
后来，父亲离开了家，到内蒙古打工。母亲也去了兰州，做卫生间保洁，每月2300元，一拿到工资，她就分头往三个孩子的卡里打钱，自己一分不留。
王梅是绥化学院2019届毕业生，她的故事被记录在近期出版的《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里，作者是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退休教师张爱玲（笔名：艾苓）。她采访了超过200名绥化学院师生，写下从2000届到2020届这二十一年间毕业的56个贫困生的故事。
这些贫困生主要是“80后”“90后”，他们的成长轨迹，正是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的缩影。“教育能给贫困家庭带来希望，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希望。”日前，艾苓接受新闻专访时说道。
绥化学院地处黑龙江省绥化市，于1953年建校，最初命名为绥化师范学校，1978年更名为绥化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实现“专升本”升格为绥化学院。
艾苓是绥化师范专科学校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2005年她回到母校教写作。从教十七年，她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
2017年起，艾苓追踪采访贫困生的人生轨迹。在她的书中，二本院校贫困生连同他们身后的家的模样变得渐渐清晰。
他们有人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想出去打工赚钱，被村主任拦下强行“押送”去读大学。有人考上了市县里的重点高中但付不起学费，只能放弃，留在当地上学，因为学校承诺减免三年学费。他们把学习当作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能帮自己找回自尊心的出路。
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届专科毕业生戴军是“80后”，他家有三个兄弟，父亲是铁路职工，因为肝病病退，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哥哥成家独立。自从母亲病倒以后，弟弟和父亲把家里地里的活接了过来。
“我的任务是考大学。”2001年，戴军第一次参加高考，但成绩不理想，复读第三年，他考上了绥化学院。
不料，父母因病相继去世。靠着勤工俭学、做家教、给学生卖生活用品、推销外语资料等积攒下来的钱，他完成了大学学业。
石景是“95后”。在他的记忆里，奶奶去世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买不起”。湖北的夏天天气炎热，他想吃雪糕，奶奶会说，“买不起。”但他生病要打针吃药，上学要交各种费用，奶奶却从来不说这三个字。
读大学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陪他去报到，只买到了一张硬座的票。那趟火车全程34小时53分钟，他跟父亲轮流坐。到了绥化以后，父亲看他进了校门，转身回车站赶车，接着一路再坐硬座回去。
这些便是艾苓接触到的“苦孩子”。上个世纪80年代她读书那会，学校里还没有“贫困生”这个概念，“因为大家都不太容易，只是有的人更不容易”。艾苓的丈夫也是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两人是大学同学，而她丈夫则属于“更不容易”那一类学生。
返校执教后，艾苓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咱们学生》，讲述学生们的成长故事。丈夫知道后，提议她关注贫困生这个群体。
于是，她决定追踪贫困生的成长，为他们著书，“二本院校贫困生不是自带光环的精英，唯有集体发声，才能够被听见、被看见”。
艾苓写《我教过的苦孩子》后记时，绥化的春天刚刚开始。在她眼里，这些寒门学子就像残雪下的春草，他们都在拼命地站起来，从未缺席过春天。
上大学，是很多农村家庭孩子想方设法牢牢抓住的机会。比父辈幸运的是，“80后”“90后”迎来了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拥有的“奢侈品”。
“如果没有高校扩招政策，我的学生当中有些人是无缘读大学的。”艾苓分析道，高校扩招1999年启动，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9.8%一路走高，2002年达到15%，2019年达到51.6%，高等教育完成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三级跳。
“80后”的刘娟在2000年考进了绥化师范专科学校，每年学费7000元。面对高昂的学费，贫寒的家庭无力支持。她向所在地区的行署专员写信讲述自己的遭遇，获得了一万元的资助。
大学时，她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获得了首届国家奖学金。学校免除了她一年学费，余下的学费用奖学金和专员特批的这笔钱缴齐。
父亲坚持让她学习书法，改变了她的一生。毕业后，刘娟到学校教书法和语文。为了看看更大的世界，她去了智利传播中国文化。回顾前半生，她说，“爸爸用他残缺的手，拼尽全力，把我托举到他看不见的高度。”
高校扩招意味着走出贫困代际传递漩涡的可能性增大。艾苓观察到，以往，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教育作为贫困家庭的“投资”，很难机会均等。
一些多子女家庭，只有男孩和最聪明的女孩才被家长选择上高中和大学。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改善，上学机会不再被家长选择，而是被中高考选择。
有人是家族里的第一位大学生，有人甚至是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不少农村家庭为了把孩子托举到更高的高度，花了一辈子的力气和心血。
家住甘肃东南部一个小山村的林博是“90后”，4岁开始跟着爷爷放牛，7岁以后自己放牛。村子地处黄土高原，附近山大沟深，就算最近的学校都离他家有六七里。林博9岁才上学，平常放假也会去放牛。
他家有二十多亩地，能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但守着家里的这些地，能解决吃的，却解决不了用的。后来父亲去了内蒙古打工，母亲留在家里。
第一年高考，林博的分数距离二本线差距17分。他想读三本，父亲不同意。复读一年，他考到了绥化学院。然而，噩耗传来，父亲在车祸中去世，没能坐火车送他去大学。
“考入绥化学院这类地方高校，他们已经拼尽全力。”艾苓希望社会能理解和尊重贫困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心理援助和就业指导，让他们更有勇气和信心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
她认为，教育产业化为更多孩子提供上大学机会的同时，也让基础教育阶层化，对贫困生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是基础教育学生分层的累积和延续。
这些年来，国家也在不断改善教育资源的差距，比如实施教师轮岗制度、实行“双减”、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完善贫困生认定工作等。
绥化学院的学生在操场上运动。受访者供图
“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贫困生的命运?”这是艾苓试图在书中回答的问题之一。
2007年腊月二十六，戴军从绥化学院毕业后南下来到广州。他感慨，广东、山东、黑龙江的冬天是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黑龙江冰天雪地；山东少雪；广东的冬天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有人说，广州到处都是钱，就看你怎么‘捡’。”那个春节，他每天都在琢磨到哪里“捡钱”。戴军是幸运的，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在广州经商打拼数年，他的生活一天天好转，结婚买了房子、车子，还回老家修缮了老房子。他说，广州这座城市不仅有热度，还有激情，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身在其中只能不停地奋斗。
教育让他们走向更远的远方，也更敢想。艾苓发现，早年去大城市找工作的高成本让很多贫困生望而却步，老家附近的稳定工作是首选。
进入互联网全媒体时代后，工作机会增多，他们的视野和格局逐渐打开，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已经被“90后”接受。
让艾苓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一位“90后”的“学霸”在毕业前畅想未来，“老师，我毕业以后一定要去北京发展，我未来的家要有一个专门的房间用作工作室。”
艾苓脱口而出，“那你好好奋斗，准备好首付。”男生蒙了，反问，“老师，什么是首付？”看着男生纯澈的眼神，艾苓小心翼翼保护好这份纯真，“你现在不用知道，将来会知道的。”
今年春节再见到他，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两个人的了。他跟绥化学院另一位女同学结了婚，毕业几年间他们去了北京发展，小有积蓄后，分别在各自的老家买了一套房子。他说，“老师，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首付’了。”
即使“北漂”，他们也能在生活里找到“仪式感”。在艾苓的眼里，他当年的那份纯真依然还在，他们在别人看起来“寒酸”的生活里，仍然保有对生活的热情和热爱。
如今，夫妻俩已回到呼和浩特创业。“他们的生活跟钱有关系吗？有。但当两个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他们要是想幸福的话，谁都拦不住的。”
也有人学会跟自己和解。上大学时，王梅整天想，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当职业白领，月入过万，就像励志故事中的主角那样。
可真到工作的时候她才发现，客观条件决定了自己的平凡。平凡的学历，没有可加持的技能，做着重复简单的事情却经常会犯简单的错……
她的工资很低，只够自己用。助学贷款还是靠着母亲打工攒的钱断断续续还的，自己没能帮过家里。“混得好，对父母好一点，多照顾一点；混得不好，不给父母添堵，不给父母增加负担。”她接受了自己的平凡。
每年临近毕业时，艾苓会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大学毕业，无论怎样，都要找一份工作，不要指望别人养你，贫困生更是一群无法‘躺平’的人。”
迈入社会，一位“90后”毕业生于翔形容自己就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刺猬”，时刻要求自己做得比别人好。他没有安全感，不敢松懈，努力让自己不可替代。
他的“富二代”同学可能不需要担心父母的身体，不需要担心住房，更不用担心下一代的教育经费。而这些问题，他都必须面对。
“改变阶层，因教育而在阶层间纵向移动，是需要几代人完成的事。一代人能在本阶层做到上层就不错了。”于翔安慰自己。
这些孩子的人生轨迹被艾苓概括为“摸爬式努力”——他们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大学毕业，并没有让他们鲤跃龙门，立马完成阶层跃迁。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银行卡里余额不多。
他们只能在一路泥泞中摸爬滚打，一点一滴地积累、攀爬，没有奇迹。几年或十几年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泥浆爬出来，过上有别于父辈的更高质量的生活，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会。
“他们当中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艾苓说道。回到教育能否改变命运的命题，她觉得，绥化学院的寒门学子已经给出了答案——教育一直是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运的最好“投资”。
注：文中王梅、戴军、石景、刘娟、林博、于翔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