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喻旭初:高考作文少有好文章,评阅一篇仅50秒

2021-06-08 09:26 新周刊 评论

今天上午11点10分,高考考生陆续从语文考场中走出,全国甲卷的作文题目是《可为与有为》、北京卷是在《论生逢其时》和《这,才是成熟的模样》两个题目间二选一、浙江卷要求谈论“如何看待得与失”、新高考Ⅱ卷则要求对“描红”这一漫画展开作答……


每年都有无数网友围绕高考作文展开二次创作、另类解读,众声喧哗之间,一个核心命题始终挥之不去:高考作文是什么?什么样的题目是好题目?什么样的作文是好作文?


高考作文这场决定命运的写作实践,接受评判的时长以“秒”为单位计算。阅卷老师快速阅读,作出直观判断。最终的分数取决于标题、开头、结尾和内文中与众不同的表达、例证。


2020年8月,浙江高考满分作文、充斥着大量生僻字及“场域”“范式”“祓魅与赋魅”等准学术表达的《生活在树上》冲上微博热搜,为网友们贡献了属于“高考季”的年度例牌谈资。众声喧哗之间,一个核心命题始终挥之不去:高考作文是什么?高考作文又不是什么?


从文言文答卷的“开山之作”《赤兔之死》(2001年,江苏)到“最牛满分作文”《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2009年,湖北),脱颖而出者的画风让人相信,想在高考作文中一战成名,你得有些文采,至少也得比一般人多读几遍《古文观止》、四大名著。


但高考作文分数似乎又远不足以反映个体真实的人文素养与语言表达能力。被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称为“小阿城”的青年写作者费滢,高考作文就被判离题,仅得到25分。也正因为如此,围观知名作家、学者、媒体人与阅卷老师就争议性作品“隔空互撕”,总能令吃瓜群众兴奋不已。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北京卷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仍带有浓郁的政治意味,到了2000年之后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年,全国卷)与《水的灵动,山的沉稳》(2004年,江苏卷),鼓励开放答案与多元化视角已渐成主流。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的观点交锋,中国人置身的思维方式革命,在高考作文题的变迁中可见一斑。


但高考作文本身却恰恰被指控为应试教育中扼杀学生创造力的元凶,与“八股文”“镣铐”等标签相伴而生。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喻旭初曾担任高考语文阅卷作文总复查组副组长长达16年。在2019年举办的一次讲座中,他如此描述阅卷教师的日程:早上8点坐到电脑前摁下上传按钮,一篇作文出现在眼前,如此循环往复1个小时后开始陷入审美疲劳,想到至少还有100篇同题作文“正在赶来的路上”,感到头脑发胀。


换言之,这场决定命运的写作实践,接受评判的时长以“秒”为单位计算,性质有些类似在门户网站浏览新闻,“就是快速阅读和直观判断相结合的过程,所以看得一般不太细”,最终的分数取决于标题、开头、结尾和内文中与众不同的表达、例证。喻旭初提到,理解高考作文之前不妨先建立“读者意识”:“如果你是阅卷教师,在那种状态下你最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文章?”


评阅一篇高考作文,只需50秒


《新周刊》: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高考作文阅卷经历吗?


喻旭初:我是从1987年开始参加高考阅卷的。高考语文阅卷作文总复查组副组长有好几位,我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到各个阅卷小组去巡查,发现其中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


《新周刊》:高考作文阅卷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喻旭初:江苏高考语文阅卷起初是在南京大学进行,上世纪90年代转移到南京师范大学。江苏高考作文阅卷有个做法很好:在阅卷小组长提前集训的两天中,通过试评,发现作文的各种类型,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作文评分细则,并找出各类作文的样卷;正式阅卷的第一天,各小组长根据每位老师的打分情况,把那些对于评分标准把握得较好的老师定下来,专门批改作文。


现在是电脑阅卷,每篇作文由三个人打分:第一位老师打了分,第二位老师在和前者毫无交流的情况下也打了分,然后交给小组长审阅。如果两个分数相差很小,就直接取平均数;如果相差较大,就由组长重新打分;如果差距上升到定性层面,组长也难以决断,就交由专家组裁定,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在人工阅卷的年代,评阅一篇作文大概需要90秒。电脑阅卷后比以前快了许多,有人估计,大概只需要50秒。


《新周刊》:参加高考作文阅卷的是些什么样的教师?


喻旭初:一般是各中学的中青年骨干教师。这几年,不少名校教师不愿意参加阅卷,一是对阅卷标准有看法;二是工作量太大,太累;三是认为阅卷费偏低。网传加入阅卷的还有师范类院校的研究生,事实上我们一般不让他们为作文部分评分,原因是他们缺乏教学经验,对评分标准掌握不好,要么忽高忽低,要么扣分太紧,这会影响成绩的公正性。


《新周刊》: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是什么样的?怎样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稳妥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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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旭初:有很多年,江苏高考作文阅卷中总结了一个不成文的“三基本”做法,即审题基本正确、语言基本通顺、条理基本清楚,就可以得到一个中等水平的“基本分”,然后根据文章具体情况上下浮动。这几年打分时一般将作文分为五类,“一类卷”最好,“二类卷”次之,“三类卷”(中等)是一个分水岭,往下分别是及格和不及格。


不宜剑走偏锋,宜“稳中求新”


《新周刊》:给当年的满分作文《赤兔之死》评分时你也在场?什么样的文章能得满分?


喻旭初:是的。当时这篇文章由阅卷小组推荐给复查组,经几位老师传看,都觉得挺好,最后交组长裁定。组长看完后连说“不错不错”,考虑到还有些小毛病,打了58分。这时候边上的老师说,评了几天卷也没发现好文章,打个满分算了。组长回应:“好,就打满分。”于是最后把58分改为60分。其实,打58分是准确的。


满分作文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立意新颖,思想深刻;一种是语言优美,很有文采。我看没什么共性,各有所长。满分作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我希望学生懂得,高考满分作文也并非十全十美,你可以看,但不要模仿。因为平均几万人中才有一篇,达不到这个高度,就根据自己的现有水平正常发挥。如果你能写出个性、写出青春色彩,那也很可能写出与众不同的好文章。


《新周刊》:你怎样看待高考作文写作中剑走偏锋的现象?又怎样看待《生活在树上》那样的操作手法?


喻旭初:剑走偏锋比较危险,不可取,我还是提倡“稳中求新”。如果给《生活在树上》那样的文章打满分,会带来不良影响。该考生读了些书,知识面较宽,有相当高的语言表达能力,但他的毛病很多。首先,文章的立意与题意若即若离;其次,词语生涩,让人费解;第三,多次引用外国名言——不知他自己有没有理解,炫耀“学问”,故作深奥;第四,上下文缺乏合理的逻辑连贯。总之,不是好好跟人说话,让人看不懂,这种文风不可取。


《新周刊》:高考作文能够真实反映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写作能力吗?你怎样看待费滢在高考中的遭遇?


喻旭初:费滢是我执教的金陵中学的毕业生,高中时就得过写作大奖,所以她的遭遇在当时引发了热议。由此我想到90年代初我班上的一个学生,平时作文一贯很好,但高考作文同样被判不及格。此现象并非个别,导致不少老师不愿在作文指导上下功夫,认为再努力也没用。


《新周刊》:很多声音提到高考作文是扼杀创造力的“八股文”,你是如何理解的?你多年来致力于高中生作文辅导,在你看来,有可能在应试与提升写作素质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吗?


喻旭初:这涉及对于“写作”的理解。真正的好文章多半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主动的,没有人要你写,是你自己要写,而且不吐不快,是率性而为、有感而发的;其次,它是自由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拘一格,活泼灵动;再次,它是不带功利的,不是为了考试过关,也不是为了拿去发表或者评奖,而是为了展示内心真实的感受。这样,文章才有个性,有真情,有思想。古今中外的传世之作大抵都是这样。


高考作文则刚好相反:一、不是我想写,而是考试要我写,很无奈;二、不能由着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是受到题目、文体、字数、时间、场地等诸多限制,正因为如此,它是“戴着镣铐跳舞”;三、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过关得个好分数。所以高考作文中很少有真正的好文章。像你说的那样寻求一个平衡很难。对一线语文老师来说,能做到的,就是带动学生练好语言表达基本功。


说真话、抒真情、做真人


《新周刊》:有关高考语文的另一种呼声是,也许可以只考作文。你认为这现实吗?


喻旭初:不现实。2012年我所教的班级搞了个关于作文的调查,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多数学生表示反对,理由是“不全面,不公正”:不全面——“语文能力”除了写作,还包括阅读能力及其他范畴;不公正——作文评分随意性较大。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


《新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高考作文题是好的高考作文题?以你执教的江苏省为例,从“凤头、猪肚、豹尾”到“怀想天空”,江苏高考作文题一直以深刻性和人文底蕴著称,在文化圈评价颇高,学生却普遍反映“难”“看不懂”。怎样看待这种矛盾?


喻旭初:我认为,一个好的高考作文题,首先应该有话可说,其次要让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千万别在审题上为难学生。近年来,江苏高考作文题确实与众不同,独具特色:提供一段带有议论色彩的文字,要你理解其含义后写篇文章。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猜题,但确实有时候提供的文字比较绕人。


在这个问题上,文化圈与中学老师有不同评价,这也很正常。文化圈的人往往不大考虑中学生实际,看重含蓄,看重文采,这可能也是受古代文人强调文章观赏性的影响。中学老师直面学生实际,讲究育人,讲究实用,肯定不希望题目难懂。


《新周刊》:你多年研究高考作文,是否总结过恢复高考40多年来的作文题变化趋势?近年来高考作文题的主旋律色彩越来越明显,你是否赞成作文题紧扣时政?


喻旭初:高考作文题是一直在探索中变化的,由比较虚空到比较求实,由道德高标逐渐回归现实生活,由限制较多到日益开放,基本反映了40多年来的社会变化。


对近年来有些省、市的作文题紧扣时政,不少一线老师私下都有议论,也都要我发表看法。这反映了一种担忧。我认为高考作文不应该如此,否则就不是考语文而是考政治了。而且,过于紧扣时政,很容易让学生在文章中说大话、套话、千篇一律的话,这就很难看出学生真实的理解能力和表达水平。近几年出现的任务驱动型作文题,提供具体情境,规定具体要求,就比较好,也许会是今后高考作文命题的一种趋势。


《新周刊》:得益于互联网,90后、00后一代在学习与求知途径方面拥有了更多选择,就你批改的作文来看,他们的语言运用与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人文素养是否有所提升?


喻旭初: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而且不同人身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90后、00后大都个性比较鲜明,思想比较活跃,表达比较灵活,这些都很令人欣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写作角度看,他们的语言表达水平往往跟不上思想开放的程度,或者说,他们活跃的思想还没找到与之适应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文章往往新词较多,加上不大讲究逻辑,让人读起来多多少少有点别扭。我想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新周刊》:除了应试,你觉得当下中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样的?


喻旭初: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中学教育的性质。中学提供的是基础教育,即着力于培养知识的基础、技能的基础与做人的基础。基础教育首先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而不是少数“尖子”。它希望培养的也是正常的普通人,而不是“天才”。这就决定了对它要求不能太高,而应该实事求是。执教51年的经历告诉我,要求太高,往往落空;实事求是,常常成功。


就作文教学而言,还是要坚持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我手写我心”,培养说真话、抒真情、做真人的好习惯。对学生来说,做到以下三条就很好了: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把语句写通顺。要让学生懂得:普通人就说普通人的话,说人人都看得懂的话,不居高临下教训人,不豪言壮语忽悠人,以至真之情,写至真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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