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白银龙 昆明理工大学体育学院特聘教授。
摘 要：深入探讨中考体育中的分数膨胀现象，对于促进中考体育改革、提升学校体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考体育分数膨胀问题主要表现为体育考试的高得分与学生运动兴趣、身心健康水平、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及实际运动技能掌握不完全相符。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考试方案设计使得高分相对容易获得、执行主体对考试过程监管不严、政策对象对考试要求进行策略性适应、外部环境对分数膨胀现象的隐性助推等。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不利于准确把握学生体育素养的真实状况、影响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培育及可能损害体育考试的公平公正。为有效应对此问题，应制定更加合理的考核方案，加强考试过程监督和管理，重视改革意图的宣传与解读，构建良好的考试文化生态。 关键词：学校体育；中考体育；分数膨胀；教育评价改革
一、问题提出 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1]。同年12月，云南省发布《云南省初中学生体育音乐美术考试方案》，率先将体育中考分值提升至100分[2]。随后，全国多个省市相继调整体育考试方案，中考体育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作为初中升学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考体育在学生身心健康、运动技能形成和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等方面发挥着导向作用，分数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其评价功能的发挥。本轮中考体育改革以分值提升、内容多元、方式灵活等优点广受好评，不仅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对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促进了体育素养形成，体现出人才观、体育观及教育观的积极转变[3]。然而，改革实施五年多来，学生体育成绩大幅上升成为普遍趋势，满分率居高不下，稀释了体育分值的含金量[4]，分数膨胀现象逐渐显现。分数膨胀指学生考试分数持续上升，但相应能力素养并未实现同步增长的现象[5]，主要表现为学生普遍获得高分甚至满分，但与其体育兴趣、身心健康水平、锻炼习惯和运动技能掌握情况并不匹配。例如，有研究指出，部分学生因应试压力对体育产生抵触情绪[6]。还有研究发现，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有所削弱[7]，运动技能发展情况也不理想[8]。《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报告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良率仅为55.1%[9]。分数本应反映考试难度与学生能力的真实水平，分数膨胀现象若持续存在，势必将弱化中考体育的评价功能与育人价值，难以客观呈现学生的身体发展状况和学校体育教育的真实成效。 在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时期，中考体育承载着引导全面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使命。要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必须挤掉“水分”[10]，对分数膨胀现象给予足够重视。因此，本文基于美国学者史密斯（Smith）提出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Model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构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中考体育分数膨胀现象的成因与影响，并探讨治理路径，以期为遏制分数膨胀趋势、推动中学体育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育人提供参考。
二、中考体育分数膨胀现象的成因 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模型是公共管理学政策研究领域的经典分析框架，认为政策方案、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四个核心要素共同作用于政策执行效果[11]。中考体育改革本质上属于公共教育政策范畴，分数膨胀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非预期结果，其形成机制同样受到考试方案设计、执行主体行为、执行对象的策略性适应和外部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因此，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模型对于分析中考体育改革背景下学生分数膨胀现象的生成逻辑具有适切性，能够为揭示其深层成因、提出有效治理策略提供系统的分析视角和实践参考。基于此，本研究从政策方案、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四个维度对中考体育分数膨胀现象的生成机理进行辨析。 （一）政策方案：考试方案设计降低高分获取门槛 考试方案作为政策执行的起点，其难度设置与学生得分水平密切相关。新一轮中考体育改革在考核标准、项目设置和考试方式上都作出了较大调整。这些调整虽体现了对学生主体性的关照，但客观上降低了学生获取高分的难度，成为分数膨胀的制度性诱因。 首先，考试标准普遍下调。降低评分标准是中考体育改革的主要变化之一。例如，上海市2024年发布的中考体育男生1000米跑的满分标准从3分34秒调整至3分55秒，且成绩达到3分44秒至3分54秒之间的还可获得0.5分的附加分；女生800米跑的满分标准也从3分19秒调整至3分40秒，成绩达到3分39以内可获得0.5分的附加分[12]。北京市2023年中考体育中长跑的满分标准较以往延长了30秒，达到良好即可获得满分，满分难度大大降低[13]。标准的放宽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学生的应试焦虑与学业负担，但其直接后果是高分乃至满分的普遍化。此外，运动强度要求的降低能否有效促进学生心肺功能发展，实现体育育人的核心目标，仍有待进一步考查。 其次，考试项目的选择性增强。为尊重学生兴趣差异、满足学生自主性发展，中考体育改革方案引入了更加多样的项目选择，如游泳、排球、羽毛球等。这一设计的初衷是提升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与积极性，但在实际执行中，受升学功利导向影响，学校与师生往往倾向于选择评分标准相对宽松、技能要求易于达成的项目。由于不同项目之间的评分难度客观上存在差异，这种“避重就轻”的选择策略在提升个体得分的同时，也削弱了考试的横向可比性。 最后，考试方式的弹性化改革。中考体育改革打破了传统的一次性考核模式，增加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并将部分测试权限下放至学校层面。以云南省为例，2021年的中考体育考试内容包括基础体能测试、专项技能测试、体质健康测试和竞赛四个部分，采用随时测试和定时测试相结合的考试方式；2023年，云南省进一步将作为结果性评价的1000米、800米跑调整为过程性评价的快步走或慢跑项目[14]。在实际操作中，该项目不计时、参加足够次数即可获得满分，导致几乎全员满分。过程性评价的初衷在于引导学生注重日常积累，但若过程监管不足、考核流于形式，反而为分数膨胀提供了空间。 （二）执行机构：执行主体对考试方案实施监管不足 中考体育政策执行机构包括省、市、县等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随着分值提高，体育在中考中的权重显著增加，对执行机构的监管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中考体育改革方案加大了自主考试比例，竞赛加分、随堂测试和运动项目选考成为各地改革的普遍举措。以北京市2023年方案为例，中考体育总分为70分，其中40分为过程性考核，30分为现场考试。过程性考核主要由各区市或各学校自行组织，为基层执行者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各地中考体育自主测试中存在的平时成绩“送分”现象饱受质疑[15]。究其原因，监督评估体系的缺失是导致执行主体监管缺位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83.64%的体育教师认为日常考核缺乏规范组织与管理[16]。具体而言，自主考试环节缺乏全过程、多层次监督机制，现有监督制度存在执行漏洞，网络监管平台建设尚不健全，导致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对辖区内各学校的过程性考核难以实施有效监管。与此同时，市县一级主管单位对中考体育改革的政策意图理解不够深入，在政绩驱动下，难以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于县、乡级教育主管部门而言，中考体育成绩直接关系学校升学率，进而影响部门绩效考核与管理人员的职位晋升。这种利益捆绑使得县乡主管部门在考试组织实施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出于地方政绩考量，往往对考试中的放水、作假等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加之当前针对体育考试作弊的惩处力度相对较小，违规成本较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导致考核过程中人为干预因素难以根除，作弊现象时有发生[17]。由此可见，执行机构在政策落实过程中的监管缺位，不仅助长了分数膨胀，还会影响公众对中考体育改革的认可与支持。 （三）目标群体：政策客体对考试方案的策略性适应 中考体育改革方案出台后，学校管理者、体育教师、学生及家长作为政策执行的参与者，会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改革措施作出策略性回应[18]。在有限理性支配下，相关行动者往往遵循趋利避害的逻辑选择行为路径，而这种功利性适应恰恰偏离了中考体育改革的价值初衷，客观上助推了分数膨胀。 首先，学校管理者面临升学率压力，成为分数增长的隐形推手。长期以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直接关联上级考核与校际排名，因此确保中考体育成绩不拖升学后腿成为学校管理的底线要求。学校一方面加大体育设施投入与训练时间，另一方面容易对体育教师施加压力，要求其放松考核过程，尤其是对文化成绩优异、有望升入重点高中的学生，确保其体育成绩达标往往成为学校内部心照不宣的操作惯例。 其次，体育教师在多重压力下行为异化。作为过程性考核的直接执行者，体育教师处于多重压力交织的中心，既面临上级主管部门行政要求、学校升学预期、学生及家长的分数诉求等外部压力，也面临自身教学质量评价、绩效考核等内部压力。此外，当其他学校过程性考核普遍宽松时，也会催生教师的失范行为，考核把关不严、考试成绩修改等现象逐渐常态化，成为体育教师应对压力的策略性选择。 最后，学生及家长在考试项目选择中呈现分数优先的功利取向。中考体育自主选项本是践行素质教育、尊重学生兴趣的举措，但由于不同运动项目之间存在评分难易差异，使得分数导向侵蚀了兴趣导向的选考初衷。学生和家长基于升学理性，倾向于选择更易得分的项目，形成“什么好考就选什么”的趋同行为。例如，合肥市中考体育选考项目包括实心球、篮球、足球、跳绳等，但九成考生选择了满分率极高的跳绳项目[19]。这种高度同质化的选考策略，固然实现了个体分数最大化，却使自主选项偏离了培养学生体育兴趣、尊重学生自主性的改革初衷。 （四）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对分数膨胀的隐性助推 任何教育政策的实施都难以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体育改革虽以素质教育为价值导向，但现实中应试文化依然存在，改革举措往往受外部环境影响，分数膨胀现象即是典型表征。 首先，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从古代科举取士到现代考试选拔，以功利性为特征的传统考试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考试分数被赋予超越知识获取本身的符号意义，成为衡量个人价值、决定社会流动的标尺[20]。这种唯分数的考试文化严重制约着人才选拔机制的深化改革，中考体育作为考试体系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惯性制约。体育分数同样被纳入“一分定高下”的评价逻辑，分数本身的意义被无限放大，而分数所应承载的身体素养、健康价值反而被遮蔽。 其次，现代社会竞争文化的影响。对高分数、升学率的追捧，造成社会整体上形成了应试教育的文化氛围[21]。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与教育焦虑交织下，学习与考试被异化为改变社会地位、获取经济回报的工具性行为，功利主义心态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思维定式。社会舆论对考试分数的宣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向，每年中高考结束后，“状元”“分数屏蔽”等报道、升学率排名等占据媒体头条，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以分数论英雄”的固化认知，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陷入集体性的教育焦虑之中，体育改革所倡导的健康第一理念被不断淡化。 最后，传统考试评价文化的约束。长期以来，以分数为单一评价标准的应试教育评价文化压缩了多元评价的空间。学校以分数评价办学质量，教师以分数论教学成效，家长以分数论孩子前途，分数被赋予超越教育本身的符号权力[22]。在这种评价惯习下，学生的身心健康、运动兴趣、技能掌握等本应受到重视的维度，在现实中反而退居次席。中考体育分数被纳入升学评价体系，就意味着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逻辑都被重构：学校追求体育高分以提升升学率，教师追求高分以证明教学效果，学生追求高分以赢得升学优势。分数从手段异化为目的，分数膨胀也就有了社会文化的土壤。 三、中考体育分数膨胀现象的负面影响 中考体育改革推动体育学科从边缘向核心科目转变，在激发学生运动兴趣、提升学生自主性、培养健康理念等方面展现出多元价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和家长的应试焦虑，其积极作用应予肯定。然而，任何改革都具有双重性。中考体育改革带来的分数膨胀现象及其衍生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一）对准确把握学生体育素养发展水平的影响 中考体育具有反映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呈现体育核心素养掌握程度、诊断学校体育教育成效的功能。然而，分数膨胀现象的出现使大多数学生能够获得满分或接近满分的成绩，考试的区分度与诊断功能被严重削弱。这种“全员高分”的虚假繁荣，可能让社会公众、家长甚至政策制定者产生学生身体素质发展良好、运动技能扎实的认知错觉，进而强化对现行考试方案的路径依赖，影响中考体育改革的步伐和方向。当学生身心健康的真实状况被高分表象遮蔽，社会对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也会随之下降，从而错失中学体育改革与体质健康干预的窗口期。从历史角度看，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是推动我国中考体育改革的动力。倘若中长跑标准继续下降，便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心肺功能与耐力素质，过低的考核要求不仅无法磨砺学生坚韧意志，还会弱化体育课程的育人功能。同样，在满分已成为普遍现象的背景下，引体向上零分、学生超重等本应受到重视和警惕的问题，反而易被忽视。唯有挤掉分数中的“水分”，真实呈现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才能有效遏制学生体质下滑态势[23]，使中考体育真正服务于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大局。 （二）对培育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影响 初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期。教师作为引路人，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中考体育分数膨胀并不意味着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与学校、家长、体育教师等利用非常规手段提高学生成绩密切相关。当原本体育素养差异较大的学生最终都能获得高分时，考试过程本身的公平性已然受损，而这一过程对学生价值观的侵蚀尤为值得警惕。一方面，学生可能形成“无须依靠自身努力也可获得高分”的错误认知，进而强化其对体育考试的漠视态度。对于体育基础薄弱的学生而言，不公的考核结果会削弱其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而对于体育能力较强的学生，也会因此逐步失去对体育锻炼的热情及对教师的信任。另一方面，体育课程本应承担培养规则意识和公平精神的育人功能，但体育教师在过程性考核中的“注水”、为文化课成绩优异者篡改成绩等失范行为，无异于向学生传递徇私舞弊、无视规则、投机取巧等不良价值观。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而且会对其未来融入社会、恪守规范产生消极影响。 （三）对维护体育考试公正公平的影响 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考试制度赖以存续的生命线，是保障良好考试秩序、营造安全考试环境的基础[24]。中考体育分数膨胀很大程度上源于考核过程过于宽松、成绩评定不透明等问题，这些都是损害教育公平的行为。在舆论场域中，与中考体育相关的投诉事件屡见不鲜。尽管多数投诉的真实性有待核实，但家长对考试透明度的普遍疑虑本身即构成了对考试公信力的警示。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过程性考核由各校体育教师自主实施，必然导致评分标准因人而异、竞赛认定尺度校际有别，学生因所在学校、所遇教师不同而承受差别对待，考试公平的基础悄然瓦解。如果分数膨胀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过程性考核放水、平时比赛随意加分等人为抬分手段持续存在，中考体育的公信力势必被逐步消解，考试制度的根基也将被动摇。长此以往，不仅中考体育改革的社会认可度会面临危机，而且可能对尚处于酝酿阶段的体育高考改革产生连锁性的负面影响。
四、中考体育分数膨胀现象的消解路径 新时代中考体育肩负着助推学校体育改革、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面对新形势，相关责任主体必须引起重视，从优化方案设计、强化过程监管、凝聚群体共识及营造文化氛围四个方面发力，实现对分数膨胀现象的有效治理。 （一）制定更加合理的考核方案，提升评分标准的科学性 考试方案作为中考体育改革的政策工具，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成效。客观而言，现行考试方案相较于传统模式已实现较大突破，在体现学生主体性、丰富考试内容、优化评价方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面对分数膨胀现象的持续蔓延，现行方案在难度设置、项目均衡及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首先，应适当提升部分项目的考核难度，强化考试的区分度。需要明确的是，中考体育与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具有不同的制度属性。作为选拔性考试的组成部分，中考体育应具备一定的区分度。如果大多数学生均可轻松获得满分，考试便丧失了甄别与选拔的功能，长此以往将削弱体育学科的发展动力。更深层次而言，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需要一定的运动强度刺激，考核标准过低将导致学生难以获得应有的锻炼，与“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学生体质发展规律与健康需求的基础上，科学设定考核难度梯度，适度提升核心项目的达标门槛，促使学生为获得理想成绩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从根本上改变以降低标准换取高分的做法，将因标准宽松而形成的“水分”切实挤压出去。其次，合理平衡选考项目难度，防止趋易避难的同质化选择。选考项目的增设对增强考试的趣味性与丰富性、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当不同运动项目之间的得分难度存在显著差异时，容易得分的项目自然会成为师生扎堆选择的“热门”，而难度较高的项目则受到冷落。因此，应对不同运动选考项目的评分标准进行专业测算与均衡调整，使不同项目间的得分难度趋于一致，确保学生能够真正基于兴趣特长做出选择，更好地形成日常锻炼的意识。最后，建立健全考试方案的动态监控与调整机制。政策方案的完善不应是一次性的静态工作，而应贯穿于政策制定、试点、实施与评估的全过程。在方案制定阶段，应广泛征询一线体育教师、学校管理者、学生及家长等多元主体的意见建议，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做好预案准备；在方案正式实施之前，应重视区域试点工作，通过小范围实践检验方案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经过充分调试与完善后再进行大规模推广，最大限度降低因方案设计不合理而引发的政策偏差；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应建立常态化的政策效能评估机制，广泛开展调研，及时听取政策对象的反馈意见，密切关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动态演变，推动中考体育政策方案的实践检验持续迭代、不断优化升级。 （二）加强考试过程监督和管理，保证考核过程的公正性 中考体育改革的稳步推进须以健全的治理体系为制度保障。缺乏有效治理的改革，其价值目标往往难以落地；分数膨胀现象的出现，实质上折射出考试治理体系的不健全。有必要将治理能力建设与改革方案同步推进，以严格的过程监管遏制分数泡沫的滋生。首先，强化过程性考核的质量把控，以技术赋能提升监管效能。过程性考核因执行主体分散、评价标准灵活、监管难度较大，成为中考体育分数“注水”的主要源头，也是造成满分率过高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实施精准治理：一是在过程性考核中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监督与评估，打破学校“自评自管”的封闭循环；二是建立奖惩分明的考核评价机制，对过程性考核过于宽松、把关不严的学校予以警告、通报乃至处罚，对严格规范、成效显著的学校给予表彰激励，形成正向引导效应；三是加快推进中考体育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要求各学校对过程性考核实现全程数字化记录与留痕，上级管理部门定期组织专家团队对考试记录进行督查。其次，健全考试过程治理的制度规范。制度是管理的基石，也是考试治理的根本依据。当前，针对中考体育过程中弄虚作假、篡改成绩等失范行为，仍存在政策规定笼统、惩戒力度不足等问题，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因此，有必要在现有教育考试法规体系中增设专门条款，对中考体育领域的违规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和刚性约束，压实各级监督主体的法律责任，使考试失范行为的认定与惩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应将中考体育实施情况纳入学校整体工作评价，将考核过程规范性、成绩真实性作为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从制度层面倒逼学校管理者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最后，构建多元共治的考试治理体系，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考试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考体育治理应着力构建由政府主导、学校主责、教师主力、社会参与、家庭协同、学生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明确各方在中考体育实施过程中的责任义务。具体而言，应畅通社会力量的监督渠道，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响应机制，对网络舆情反映的考试不公问题及时核查、公开回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同时，加大对考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组织教育督导等部门开展过程性考核巡回督导，对查实的考试失范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推进考试治理现代化。 （三）重视改革意图的解读宣传，增强目标群体的认同感 目标群体对考试改革意图的理解深度、价值认同和行为回应，是影响政策精准实施与效能释放的重要因素。当前，中考体育分数膨胀与利益相关者对改革意图的理解偏差存在密切关联。因此，有必要将政策解读与理念传播置于改革推进的重要位置，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宣传引导，增进目标群体的信任与支持。一方面，引导目标群体形成对改革的正确认知。进入新时代，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教育强国建设对学校体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中考体育评价模式过于注重学生身体素质考核而忽视运动技能养成，过度依赖统一测试而对学生自主性和兴趣关照不足，已难以适应国家战略推进的现实需要，也难以有效支撑学生体育素养的全面提升。教育管理部门应系统开展政策背景和意图解读工作，增进目标群体对改革方案的准确理解，通过政策宣讲、专家解读、校长培训、编制政策解读手册、制作生动直观的视频等途径，使学校管理者、体育教师、学生及家长认识到改革的时代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使目标群体能够全面把握改革的价值目标与操作要点。另一方面，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培养。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其职业操守与行为示范对学生价值观形成具有深远影响。治理中考体育分数膨胀现象，必须将师德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一是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论学习、榜样示范、实践锻炼等多种途径，不断增强教师的自律意识与法治观念；二是定期组织学校管理者、体育教师等观看考试舞弊警示教育片，以典型案例揭示失范行为的恶劣性质与严重后果，加强师德师风考核，使遵守考试规定、维护公平公正成为教育从业者的行动自觉。 （四）重构良好的考试文化生态，提升外部环境的支持力 中考体育分数膨胀现象的消解，不能仅寄望于制度完善与技术改进，还需加强考试文化生态建设，推动个体观念、学校评价与社会文化的协同变革，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考试氛围，为中考体育治理提供有利环境。首先，推动考试观念的深层变革。观念是行为的先导，也是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破解分数膨胀现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观念。应通过持续的价值引领，推动社会各界逐步摆脱唯分数的思维定式，将关注重心从分数的简单获取转向学生的全面成长。具体而言，应积极响应国家素质教育的战略导向，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使个人价值追求与国家倡导的全面发展目标相统一，将遏制分数膨胀从政策要求上升为社会共识，从被动约束转化为集体行动。 其次，重塑考试评价文化。学校作为中考体育实施的核心场域，其评价文化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考体育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提升、培养良好体育锻炼习惯和掌握扎实运动技能等，而非获得高分。当前分数膨胀现象的发生，与体育教学评价过度倚重分数密切相关。在素质教育与减负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亟须改变以分数高低评价学校、教师、学生的单一模式，探索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从重分数转向重能力，从终结性评价拓展至增值评价与过程性评价，使体育教育从应试评价的窠臼中真正解放出来，回归育人本位。 最后，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社会舆论环境对教育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功能。治理分数膨胀现象，还需要从宏观的社会层面入手，转变人才选拔观念，纠正过度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主流媒体应加强舆论引导，压缩应试主义、教育功利化观念的传播空间，以正确的价值导向推动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使家校社协同发力，形成对体育的多元价值认知，将体育素养培育融入家庭教育全过程。同时，应对追捧、炒作和宣扬高分升学率等行为进行必要整治，创造有利于学生体育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五、结束语 中考体育承载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功能，既是检验学校体育育人成效的度量衡，也是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的风向标。中考体育改革在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强化体育育人功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分数膨胀现象已成为制约改革效能释放的主要阻碍之一。进入新时期，中考体育在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方面被赋予更加重要的使命。面向未来，应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学校体育涵养人格、锤炼意志、增强体质的根本任务，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分数的评价功能；还要通过持续完善考试方案、加强执行过程监控，切实消解分数膨胀现象，不断提高分数与学生体育素养之间的匹配度，推动中考体育回归育人本位，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贡献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