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周雨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5级本科生
高考地:上海

越过想象的山丘 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社会环境不免无止息地激变。于是我们觉察,科技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似乎亦动摇着我们的想象。 如大卫·休谟所概括的,“想象”是人性中的自然本能。处于未知状态下的个体天然会产生设想未知事物的冲动,一如文人墨客们对于龙凤形象不厌其烦的勾画;古往今来,陷于现实困阻的人们借助想象中的桃花源筑就精神的应许之地。身居当下,“想象”之动作,亦可体现我们对于未来的拳拳憧憬之心。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想象必然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一万年前的氏族部落不可能定义何为封建,一千年前的古人无法理解摄影与“摄魂”的区别,而一百年前的民众想必也会对今天的智能科技瞠目结舌。技术的演进推动着想象力边界的扩张,而当代社会科技的爆发式增殖,正在于这种扩张以前所未有之速度。 然而,当许多人为之振臂欢呼时,应保留一隅反思的角落:科技对于想象的改造,究竟是向着更宽广的方向,抑或是在潜在地限制想象的疆界?当“科技”被高高捧起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神坛上,我们不由自主地赋魅于它,甚至将之奉为社会前进的唯一方向。本应作为手段的“科技”被错置于目的之地位,人们嗤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为不切实际,却忘记了天马行空、汪洋恣肆,恰是“想象”原本的面貌。 这引出了问题更深更重要的一面。到底是科技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还是人的想象在创造科技?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本是人类过往智慧的集合体,它们给出的一切回答背后是概率计算:通过分析数百亿的语料,预测“春风”后面接“拂面”的概率高于“化雨”。而人类的“想象”,是存在主义于脑海中的映射:卡夫卡在保险公司格子间构想的《变形记》,是官僚机器碾压个体生命的切肤之痛;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描摹的红高粱,承载着土地与血液的集体记忆。用生命经纬编织而成的、从无到有的大胆构建,方能称之为“想象”;而这是任何科技无法复制的灵魂纹路。可以说,是“人”的存在,赋予了“想象”一词以全部意义。 更进一步,纵使承认科技改造了想象——然后呢?不论想象中的事物如何华丽无瑕,它仍停留于虚设层面。设若就此心满意足,最终结果便是我们有宏大繁复的概念而无实践、有高瞻远瞩的预期而无兑现、有喧嚣扰攘的声音而无真理。离开了现实的沃土,“想象”终究只是一座形而上的遥远山丘。 而我们所能做的,是翻越它。人类历史从不缺始于想象力而超越想象力的赞歌,阿瑟·克拉克在《无线电世界》杂志上提出的“疯狂的科幻点子”,终成为二十年后第一颗商用卫星进入“克拉克轨道”的序章。让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本身,用所有革故鼎新的想法引导对技术的改造,进而扩展想象之边界,由此循环以复,赓续向前。 我欣然拥抱经由改造之后的想象;但于此之外,我仍期望着越过这座山丘。真正的文章,总是写在人们独一无二的生命里,写在一纸以外这片磅礴宽广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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